江南本就富庶，经过这几年的休养生息，朝廷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已不似当年那么窘迫了。
复隆皇帝确实不是骄奢淫逸的君主，虽然江南的国库已渐渐充盈起来，还保持着节俭的作风，在财政开支上能减则减，颇有几分当年崇祯皇帝的做派。
在别的事情上可以省钱，但是在崇祯皇帝夫妇的葬礼这个事儿上，那是万万不可以吝啬的。
你亲娘亲老子的葬礼，还能省吗？
复隆皇帝的法理地位完全来自于崇祯夫妇的传承，在这个事情上，江南朝廷必须出钱，而且要出一大笔钱。
之所以如此隆重的办理崇祯皇帝和大行周中宫的葬礼，一来是为了彰显大明朝的体面，二来则是张启阳存了私心。
就好像复隆皇帝的统治法理来自崇祯皇帝一样，毅勇军存在的基础同样来自早已死去很多年的崇祯皇帝。
毅勇军是在危难之际奉崇祯皇帝钦命组建成军的，在建军仪式上曾经立下誓言，会誓死效忠崇祯皇帝，连那面军旗都是周皇后亲手绣制。
从本质上来看，早已死去多年的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才是毅勇军最高的主宰者和创建者，而张启阳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毅勇军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效忠于复隆皇帝，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崇祯皇帝夫妇——只不过效忠对象早就死去很多年了。
也就是说，毅勇军早就没有了具体的效忠对象。
大肆操办崇祯皇帝和皇后周中宫的葬礼，等于是在强调毅勇军的合法性与法理地位。
除了这个具体的事情需要仔细办理之外，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早就仓皇撤离逃往关外的伪清朝廷又爆发一场惨烈的内战。
伪清的实力早已荡然无存，能够撤到关外去已实属侥幸，本应该抱成一团挣扎求存。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团结在一起，反而又一次自相残杀。
科尔沁大贝勒为首的蒙古兵在半途之中设伏，袭击了鳌拜，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正打的如火如荼。
因为通讯技术的落后，暂时还不知道谁胜谁负。
“满蒙一体”曾是清廷的立国之本，现如今却演变成了“满蒙互殴”，实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但张启阳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不论什么样的王朝或者是帝国，到了末期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军事压力，而是产生于内部。
内讧和纷争往往的王朝覆灭的最主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连大明王朝都不能免俗。
在正常的历史轨迹当中，面对清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尚存半壁江山还有一战之力的大明却爆发了内战，唐、鲁、桂之间不仅没有任何配合与默契，反而使劲扯后腿甚至相互攻打，造成了最终的灭亡。
这一点都不奇怪，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内讧之后，清廷那点所剩无几的实力必然会被进一步削弱。
“我老高服了，时至今日才真正明白张帅的gāozhān远瞩之处！”高起潜笑道：“要说这运筹帷幄之能，张帅绝对当世无双，得亏当时没有把张大娃部提上来。”
三路大军同时北伐的时候，按照高起潜的意见，就应该让张大娃的东路军火速北上而不是让他在山东和乱七八糟的义军们纠缠，毕竟兵贵神速是颠扑不破的用兵真理。
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堵死清廷撤退的道路，甚至很有可能直接擒获整个清廷。
但张启阳却没有那么做，而是可以的放开了东路，这才让鳌拜有机会带着残破的大清国朝廷撤到关外去。
在还没有真正进入绝境的时候，清廷内部一定会爆发内讧自相残杀，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张启阳的绝对正确。
其实张启阳根本就没那么神，不可能总是正确，他本人和他这个人的能力已经被严重神化了。
事实上张启阳虽然会料到清廷内部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但却没有料到会是一场“满蒙互殴”。
其实到底是“满蒙一体”还是“满蒙互殴”，张启阳并不是很在意，他在意的是清廷的存留。
没有把清廷一网打尽，而是任凭他们撤退到了关外，这就留下了继续北伐的前提条件。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最淳朴的观念，既然清廷还没有被剿灭，那就一定要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不是仅仅只是维持甲申年以前的状况。
收复东北，收复蒙古诸地，这才是张启阳的真实意图。
张启阳笑道：“行军打仗是我的事儿，老高啊，你的责任就是使劲管朝廷要钱要粮要封赏。”
保持毅勇军和朝廷之间的上通下达，本就是高起潜这个监军的责任，也是他的份内之事。
光复故都这么大的战功，朝廷必然要有高封厚赏颁布下来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