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以为意，这些年越发得厉害，开始对朝廷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进行抨击，认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如《论语》、《孟子》并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
他反对歧视妇女，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指出：“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不合时宜的说了些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
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
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yu”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谓是大胆至极，若说这些到也罢了，圣人是死人，教科书已经延续了千年，不会因为他一人的言语而发生动摇，况且他不过是一介布衣而已，说话的分量自是有限，纵然他认为“至道无为”才是最佳的治国良药，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可一来人言轻微，二来旁人早已将他当做了疯子看，虽说了多年不合时宜的话儿。
倒也没怎么样，久而久之，胆子也大了些，碰到杨峥后，见这位朝廷二品官儿，年纪虽轻，见识却不凡，好多的见解，甚至比自己还要大胆，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
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在为官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可谓是一阵见血的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儿，不经如此，他提出的“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
有鉴于眼下诞生的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可比自己的要明确了许多，正是如此，才让他有了知己的感觉。
可听他如此言语，先是感到惊讶，既而有些疑惑，才大胆喊了声。
杨峥缓缓收回目光道：“军师，这世间有些事情，不是认同就一定要说出来，有时候不说出来，或许更好？“
徐朗道：“卑职愚钝，还请大人指点？”
徐朗摇了摇头道：“军师严重了，能将孔圣人看成寻常人，又岂能是愚钝之人，我之所以不说，是眼下的局面，不容许罢了？”